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婴儿呱呱坠地后隆重的庆生仪式，周岁礼上令人期待的抓周仪式，象征着圣洁美好的婚礼，体现谦虚礼让、长幼有序的长幼礼，蕴含尊师重道之美德的师生礼……这些丰富的人生礼仪与社交礼仪，从古至今蕴化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。
中国是拥有悠久礼乐文明的礼仪大国，重视礼制建设与礼俗教化。天地协调的自然伦理、以祖先纪念情感为中心的家庭伦理、推崇君师为政教的政治伦理，这三者是“礼”的核心内涵，是传统礼仪文化的根本性质所在。
新的社会生活自然也需要相应的礼仪，传统礼仪遵循的三大伦理原则在当代社会必然发生根本的性质变化——
更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，而不是对天地神灵的被动膜拜；
更强调家庭社会和谐的社会伦理，而不是上下尊卑的严格等级区分；
更强调社会主义国家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政治伦理，而不是居高临下的“牧民”统治。
今天起，“道中华”推出《礼成人生》系列文章，为您讲述中华民族礼仪的文化底色，解读礼仪文化融入当代社会的创新性发展。
诞生礼是中国传统的民俗之一，通过代代相传依然保存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。本期，“道中华”专访辽宁大学文学院邵凤丽，为大家解读。
中国传统社会是农业宗法社会，子嗣绵延非常重要，只有有了孩子，才能保证家族未来的发展。在民间社会，生育子女又叫做“添喜”。当新生儿一降生，主人就要到亲戚、朋友、邻里家去报喜。在传统社会，报喜的礼仪根据性别差异，有所不同。古人把生男孩子称为“弄璋之喜”，表示尊贵；把生女孩子称为“弄瓦之喜”，表示卑顺。直到现在，在一些地区还有大、小喜之分，生男孩为“大喜”，生女孩为“小喜”。在湘西地区，报喜时要准备鸡。如果生的是男孩就用公鸡，如果是女孩就用母鸡，如果是双胞胎就用双鸡。同时还要准备两斤酒、两斤肉、两斤糖。
孩子出生之后，除了向亲邻报喜外，还要在自家门外悬挂新生儿诞生的标志。诞生标志一方面向外人提示产妇和婴儿的住所，防止不知情的人贸然进入，带来邪秽气，影响产妇和孩子的安康，也提醒一些特殊的人自动回避。另外，明确标示新生儿的男女性别，用象征物寄寓对新生儿的祝福和殷切的希望。早在先秦时期，《礼记》中记载：“子生，男子设弧於门左，女子设帨於门右”。古代风俗尚武，家中生男孩，就在门左挂一张弓，后来称生男孩为悬弧。如果是女孩，就在门右挂帨，即佩巾，似类于现在的毛巾。悬弧、挂帨，实际上是传统社会性别观念在诞生礼仪上的具体体现，是对男女两性未来不同社会分工和社会角色的预设。▲清彩帨图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。（图片来源：故宫博物院官网）按照中国传统礼俗规定，新生儿出生的第三天要举行隆重的庆贺仪式，俗称“洗三”“洗三朝”“三朝”等。目的是洗除污秽，保证婴儿健康，同时寓意洁白做人、增加胆量。这一习俗早在中古时期就已经非常流行。北魏时，冯翊公主生子三日，皇帝到来，赐予锦绣彩缎。唐代王建《宫词》中说：“妃子院中初降诞，内人争乞洗儿钱”。所谓“洗儿钱”，是唐代特制的一种的喜钱。这首诗说的是唐玄宗和杨贵妃为安禄山举办洗三礼。
宋代时，洗三礼依旧盛行。据苏东坡说，宋时闽地百姓三日洗儿，家人以及客人都要戴葱、钱，目的是祷祝此儿聪睿、进财。苏轼添第四子时也举行了洗三活动，他也去参加朋友孙子的洗三礼，写了一首《贺子由生孙》诗，“昨闻万里孙，已振三日浴”。梅尧臣家洗儿时，欧阳修等人往贺，但都不用带礼物，而是一人一首“贺洗儿诗”。梅尧臣答谢时也不发洗儿钱，同样是以“洗儿诗”相酬，“夜梦有人衣帔蜺，水边授我黄龟儿。明朝我妇忽在褥，乃生男子实秀眉。”在北京雍和宫的法轮殿“五百罗汉山”前，放着一个精美的“鱼龙变化盆”。据说，清乾隆皇帝生下三天曾用它洗过澡，所以又称为“洗三盆”。▲鱼龙变化盆，乾隆洗三盆，现藏于北京雍和宫。（图片来源：网易号“家住大兴”）东北满族民间也有为新生儿“洗三”的习俗。“洗三”之礼一般都是请接生婆或儿女双全的老太太（俗称姥姥）来主持。当日，将姥姥用车接到家中，老人在炕上坐好，由别人端来给孩子洗浴的大铜盆，盆里盛着事先用槐树枝、艾蒿叶、花椒等浸泡、熬煮过的洗澡水。前来参加“洗三”礼仪的亲朋好友纷纷将带来的银钱、鸡蛋、红枣、花生等礼金和礼物扔进铜盆里，俗称“添盆”。接着，由姥姥给婴儿洗澡，边洗嘴里还要叨念一些吉利话。然后，再用艾叶团和姜片灸灸孩子的脑门及身上的重要关节，据说可以驱灾避瘟，使孩子免生灾病。最后，姥姥要用事先备好的一段葱白在婴儿的屁股上轻打三下，边打边数叨：“一打聪明，二打伶俐，三打明明白白”。如此，整个“洗三”礼仪方告结束，婴儿的父母赏姥姥“洗儿钱”。满月礼也叫弥月礼。宋代时，满月礼十分盛大。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：到满月的时候，亲宾盛集，在盆中烧了香汤，撒钱于汤中，称“添盆”，这是一种独具特色的馈赠礼仪。一般是女性长辈送礼，礼品多是小儿衣物。山西俗谣云:“姑姑家的帽子、姨姨家的鞋,老娘家的铺盖拿将来。”《浦江风俗志》记载江南的满月礼品馈赠习俗说：“婴儿满月时，岳家要挑‘洋篮担’送礼，俗称‘拿满月’篮内装面、粽、馒头、活鸡一只，婴儿用之帽、鞋、袜、衣服等物；家贫者则拎‘杭州篮’，内装面条等物，婿家则发帖宴请亲朋戚友，俗称'满月酒’，古称‘弥月酒’。”满月除了亲朋送礼贺喜、主家设宴款待客人以外，还有剃胎发、出门游走、兜喜神圈等活动。给孩子做满月主要的意义是让孩子被大家接受，成为家族社会的一员。鲁迅在《野草·立论》中说：“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，合家高兴透顶了。满月的时候，抱出来给客人看……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。”和满月礼相似，婴儿百天时也要举行大型庆祝仪式。百天，又称百岁、百晬、百禄等，是在新生儿百天的时候举行的庆祝活动，意在祝福孩子健康长寿。宋代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 》“生子百日，置会，谓之百晬”（又称百岁）。明代沈榜的《宛署杂记》说：一百日，曰婴儿百岁。这一天的主要习俗是吃百家饭、穿百家衣、挂百家锁、宴饮宾客等，意在将小孩带入亲友之中，依靠众人养护。▲爷爷带孙子吃百家饭。（图片来源：网易号“大咖在说史”）百日过后，新生儿迅速成长，坐立、爬行，呀呀学语，蹒跚学步。到了一周岁的时候，就要为孩子举行周岁礼，亲友祝贺，置办酒席。周岁礼是诞生礼结束的标志，预示着婴儿阶段的结束，幼儿阶段的开始。
周岁礼的主要习俗是“抓周”，检验小儿未来志向。魏晋南北朝，北齐颜之推在《颜氏家训》中说江南地区也有“试儿”风俗。小孩周岁时，“制新衣，盥浴装饰”，男孩用弓矢纸笔，女孩用刀尺针缕，再增添一些饮食之物及各种玩具，放在孩子面前，观察孩子拿了哪种东西，“以验贪廉智愚” 。到了宋代，这种习俗已经非常普遍。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中记载北宋东京有“试晬”的习俗。在孩子一周岁时，在地上放一个大盘子，里面装着“大果木、饮食、官诰、笔砚、算秤等经卷针线应用之物”，然后观察孩子先取哪一种物件，“观其所先拈者，以为征兆”，还说“此小儿之盛礼也”。元代和明代，此习俗更加盛行，被称之为“期扬”，到了清代才有“抓周”“试周”之称。《儿女英雄传》第十九回：“这年正是你的周岁，我去给你父母道喜。那日你家父母在炕上摆了许多的针线刀尺、脂粉钗环、笔墨书籍、戥子算盘，以至金银钱物之类，又在庙上买了许多耍货，邀我进去，一同看你抓周儿。” 《红楼梦》中宝玉落胎衔玉，故而取名“宝玉”。宝玉周岁时举行抓周礼，别的物品一概不取，“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”，这样他的父亲贾政勃然大怒，说“将来酒色之徒耳”。古人云：“名以正体”。名是个人身份的重要标志，因而命名礼尤为隆重。在中国古礼中，名要在出生后确定下来，待到加冠成年之时再命字。《礼记·檀弓上》上记载周朝的命名制度“小的时候称呼名；等到二十岁举行冠礼以后，则称呼其字；五十岁之后就会称呼其排行，或伯或仲或叔或季；死后称其谥号。”
按照《礼记·内则》的记载，先秦时期命名礼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。孩子出生后三个月内，父亲不入产房，只能经常派人去慰问，显示对妻儿的关心。三个月后，命名礼择日举行，家庭中重要人物，如祖母、伯母、叔母等，以及父亲为孩子请好的老师（或保姆）都来参加。当天，母亲先行沐浴更衣，孩子也剪去了胎发，并留一部分挽一对角儿。仪式开始时，母亲抱着孩子走出来，辈份最尊的女性家长先看婴儿，并喊着母亲的姓氏说：“某某氏，今天要让孩子拜见父亲了。”当父亲的回答说“我一定要好好教养他，使他守礼循善。”然后，父亲走上前去，握过小孩的右手，十分郑重的为其命名。之后把孩子交给仆人，仆人把名字告诉其女性长辈。再告诉管家，由管家告诉其他男人，让全家人都知道孩子的名字。接着，要把孩子的出生的年月日时等信息记录下来，转告闾史（闾里的小官吏）。闾史会把孩子的姓名以及出生信息写成两份，一份在闾府保存，一份上交到州府收藏。从此之后，如果不发生改名情况，命名礼上所给予的这个名，随伴孩子终生。不过，由于时代、各地风俗及个人身份不同，命名的时间也不仅仅是在“三月之末”。《金瓶梅》中西门庆的儿子官哥儿，就是洗三这天取的名。唐代还有满月命名的习俗。大诗人白居易的谈氏外孙女，农历11月24日生，到小年12月24日满月，家人举行了隆重的满月礼。作为外公的白居易，自然受到邀请，并为外孙女取名 “引珠”。▲《康熙字典》，起名常用，现藏于故宫博物院。（图片来源：故宫博物院官网）从总体上看，中国传统诞生礼具有礼俗互动的中华文化特色。作为生命成长的第一个重要礼仪，诞生礼具有强烈的儒学底色，无论是弄璋、弄瓦，悬弧、挂帨，还是父命子名，都体现了儒家子嗣绵延、男女有别的礼仪观念。同时，诞生礼也具有浓厚的世俗色彩，人们给新生儿洗三、做满月、抓周，试图通过世俗的方式对孩子的健康成长表示祝福和护佑。在历史发展中，诞生礼就这样在古礼与习俗的相互交织中，共同承担起护佑新生命、祝福美好人生的神圣使命。与此同时，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，诞生礼不仅是为了庆祝一个自然生命的诞生，更是借此礼仪表达整个社会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和未来角色的期待。作者简介：
邵凤丽，辽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，博士，硕士生导师，中国民俗学会理事，辽宁省民协理事。先后在《光明日报》《民俗研究》《文化遗产》等报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，出版《朱子<家礼>与传统社会民间祭祖礼仪实践》《家风家训与乡风文明建设——山西闻喜裴柏村的个案研究》等多部著作。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“中华传统礼仪的文化内涵及其传承研究”等多项科研课题。统筹 | 刘佳 胡俊 康坤全采写 | 达克编辑 | 郭晖制作 | 胡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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